在苏联的建立初期，国家确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，这一体系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，极为重视文化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。其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—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。这一文化体系不仅帮助构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，也为塑造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打下了深厚的根基。

冷战初期，随着全球局势紧张，苏联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隔阂，提出了“日丹诺夫主义”，明确与西方阵营划清界限。此时，苏联社会的紧张局面持续到了1950年代中期，赫鲁晓夫秉持“三和路线”推行文化解冻，他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应直接与资本主义的宣传展开较量，然而这一立场在国内高层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与争议。

接下来，勃列日涅夫上台，恢复了斯大林主义的严格控制，不仅对外与美国保持相对和缓的态度，对内则加强了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管理。他力图将外来文化彻底隔绝，强调保卫苏联文化的纯洁性，这一政策虽有意防止外来影响，但却导致国内文化的日渐僵化和停滞。

苏联的意识形态建设由来已久。与美国不同，苏联立国的核心并非民族或身份认同，而是基于“人类进步的理念和规划”，以共产主义为表现形式。这一理念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具有极高的普世性，在当时具有创新性。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深刻理解具体化，使其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，而是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法，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部分。

1920至1930年代初，苏联全力投入到构建一个“理想国”——一个理想化的“国家乌托邦”的历史性进程中，虽然这一进程充满理想主义色彩，但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实际成果。此时的革命激情，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理想，取代了过去的宗教和君主制度，成为全新的精神寄托。苏联的国家结构是从头设计的，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。

文化领域的理论方针最早由列宁于1923年提出的“文化革命”思想引导。这一思想强调，党必须主导文化领域，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必须紧密结合，确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在国家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，抵抗资产阶级文化的侵袭。

苏联文化不仅肩负着改造人民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使命，同时也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、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精神武器。在早期的领导人推动下，苏联的文化试图寻求一种高雅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统一。这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批判性地继承了沙俄贵族文化的精华，但通过官方引导使其传播至平民阶层。同时，苏联也大力弘扬了通俗文化，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，努力将民间的优秀文化转化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。

在这一时期，苏联并不认为文化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推动，期望通过普及基础教育、建立公共文化设施等方式，使每一个公民都能理解和欣赏艺术，从而增强国家认同感，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文化自信。

进入1930年代，斯大林通过与布哈林的论战胜出，最终确立了以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随之更加严格。斯大林主义坚持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，这一立场突破了之前的国内阶级平衡民主共识，加强了对文化和思想的高度管控。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，党政机关对文学艺术的审查愈加严苛，特别是1932年的《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》的决定，解散了“拉普”，并于1934年成立了苏联作家联盟，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式确立。

在斯大林的领导下，苏联社会和文化逐渐变得僵化和教条化，尤其是在文艺创作上，创作的社会教育功能被极度放大，削弱了文化的娱乐性质，导致了文艺作品的模式化和标准化。

二战后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文化环境的逐渐松动，日丹诺夫成为文化领域的主导人物。他加强了对文学艺术的审查，提出要严格划分美苏两个阵营，特别强调“无根的世界主义”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威胁，这一思想延续了斯大林时期对文化领域的严格审查。虽然审查力度有所下降，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依然强硬，直至斯大林去世。

斯大林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也为“去斯大林化”打开了大门。赫鲁晓夫上台后，虽然对斯大林时期的独裁和恐怖进行了批判，但他依然坚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。赫鲁晓夫的“解冻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文化的管控，推动了思想和创作的自由，苏联文化迎来了短暂的繁荣。

赫鲁晓夫在国际上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，推动与西方国家的“和平共处”，并鼓励国内文化的交流与开放，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产品的引进。然而，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存在着局限性，既未完全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，又未能有效消除文化领域中的政治化倾向。

进入1960年代，赫鲁晓夫的改革遭遇了党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，最终他在1964年被迫辞职，由勃列日涅夫接替领导职务。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标志着苏联开始恢复斯大林时期的严格控制，尽管表面上缓和了与西方的紧张关系，但实际操作中却加强了文化领域的封闭性。文化审查再次严格起来，政府加强了对思想和创作的政治控制。

1967年，勃列日涅夫提出了“发达社会主义”的理论，并开始全力推动意识形态的普及与强化。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继续强调文艺创作应服务于社会主义，强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，并严格排斥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文化影响。尽管这一理论有助于凸显苏联文化的独特性，但也加剧了文化领域的政治化，进一步抑制了个体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多样性。

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化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统一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也显现出苏联文化日渐僵化、缺乏创新的局面。面对国内日益加剧的思想压抑，苏联社会在文化领域的“停滞”也逐渐暴露出其深层次的社会矛盾，为之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。